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在京都大学的各个学部完成学士课程的2,824名同学将正式迎来毕业典礼，恭喜大家。我谨代表作为来宾的井村裕夫前校长、尾池和夫前校长与山极寿一上一任校长，以及作为列席成员的理事、相关的部门领导及京都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和在校生向你们表示由衷的祝贺。在今天毕业之前一直支持并鼓励大家的各位家长和亲属想必也非常高兴。我谨代表所有毕业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京都大学已于2022年（令和4年）迎来建校125周年。在自京都帝国大学于1900年（明治33年）送走第1届毕业生以来的125年里，包括各位在内，本校共送走22万8767名毕业生。
回首过去，在大部分同学作为新生进入京都大学的2021年（令和3年）4月，还正处于新冠病毒传染病大肆流行之际，大家在严格的制约下开始了大学生活。虽然在2023年（令和5年）调整为第5类传染病后，疫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息，但想来整整3年多克制外出等行动限制还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之一应该就是利用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信息交流急剧扩大。在同学们与老师和同学间的日常交流中，除了面对面的交谈和讨论外，经由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社交网络服务）的交流应该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在线授课在大学课程中的利用已大为普及，且除了通过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了解新闻外，现在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上丰富多彩的数字信息轻松获取世界各地的政治、社会事件及信息。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乌克兰，涉及国家政策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通过政治领导人的个人SNS直接发布的，这种情况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平常。而在我国，社交媒体上的消息发布也开始在各种选举中产生相应的影响力了。
20世纪时，曾经鼓吹经由互联网对信息的快速而又广泛的传播可以让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直接彼此关联，从而带来一个从偏见和歧视中解放出来的去中心化社会，即更安全、更透明、更民主的“技术乌托邦”社会。然而，从世界现状来看，似乎对实现这种性善论愿望并非如此乐观。例如，曾有人在SNS快速普及的过程中指出若干个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SNS上信息真假性的课题。2018年，美国的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第359期上发表了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们撰写的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真假新闻在网络上的传播》（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Siman Aral（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Vol. 359.Issue 6380, pp.1146-1151.）。他们对2006年至2017年的11年间被300万人在Twitter（现X）上发推了450万次的12万6000篇内容涉及自然灾害、科学、政治经济等的各种新闻进行了研究。通过多家信誉卓著的第三方机构的事实核查，分离出明确被判断为虚假的新闻，并对其传播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令人震惊。研究发现，这些假新闻的转发概率比真新闻高70％，传播速度是真新闻的6倍，而且传播得更远、更广、更深。虽然不知道偏好假新闻的原因，但至少清楚了一点，即大部分传播来自人类行为，而非计算机内的机械人（自动程序）。自互联网发明的更早之前、即电信技术出现的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人指出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比真新闻更快。日本自1925年开始无线电广播，今年正好是第100年。假新闻的传播问题不只是科技领域的研究主题，应该也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类学术领域应致力的课题。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从该项研究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在消化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的信息之前应“仔细调查”。这就需要“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意味着在判断事物和做出决策时，不能囫囵吞枣地接受获得的言论，而是应自己验证自己的思考过程。即需要自己谨慎地验证分析所需数据是否已齐全、判断的前提是否正确、该过程是否合乎逻辑、是否未掺杂好恶等情感及旧例等偏见等。或许大家会觉得很麻烦，但关键就是，通过将这种思考过程变成习惯，可以避免反射性、武断的判断。当然，这里所说的“批判性”并不意味着要指责或驳斥他人。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批判性思维有时会被译为“审辩式思维”。当然，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依然需要精神上的宽容度，即能够承认“但我仍有可能是错的”。
有人指出围绕社交媒体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滥用被称作“cliché”的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等，人们之间交流的语言和言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贫乏。耶鲁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他的著作《暴政：掌控关键年代的独裁风潮，洞悉时代之恶的20堂课》（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7年）中提出，这种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的反复出现会让人想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9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所警告的监控社会。在这部当时的近未来小说中，独裁领袖不仅通过电视屏幕监控人们的隐私，还引进了称作“新话（New Speak）”的新语言体系。新话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彻底简化语言和减少词汇量来缩小和简化人们的思维范围。例如，自由一词只能用来表达“这只狗免于虱子的拘束”，而不允许用于知识自由、政治自由等意思。如果语言消失了，那么其所表达的概念最终也将消失，因此，词汇的减少和概念的贫乏会导致言论和思维的衰退，近似一个更完全的监控社会。
为了真正防止当今社会正在面临的言论和思维的衰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斯奈德教授指出，那就是读书。前面已经说过，在消化获取的信息之前应“仔细调查”，但“仔细调查”是一件极其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我们未必能一直坚持。但是，我们应该可以阅读由值得信赖的专家花费足够时间仔细调查过的文章。此外，如果想要用华丽的辞藻撰写出富含感情的文章，那么，我认为阅读文学造诣深厚的作家使出浑身解数写出文章应该是最佳捷径。这样的阅读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应该都与生成式AI利用大数据写出的文章有着本质的区别。同学们或许已经不记得了，在4年前的入学式典礼上，我曾引用芥川奖作家中村文则说过的“读书的样子非常酷”这句话来建议大家阅读从文艺作品到科学论文等真正写得好的作品。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和传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用随处可见的陈词滥调或老生常谈，请大家今后也要牢记这种习惯。
接下来，同学们即将启程，奔赴现实社会或学术研究世界。在美国，大学毕业典礼被叫作“Commencement”，会隆重地庆祝。Commencement一词的本意是“开端”或“开始”，将其用于大学毕业典礼，想必是因为它就是“人生起步”仪式。在新的社会中，同学们应该将会经历邂逅与之前的学生时代完全不同的各色人物。不论是从事研究还是工作，都需要构建真实而非虚拟的人际关系。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教训之一，斯奈德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那就是“请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再闲话家常（small talk）”。看着对方的眼睛意味着知道对方就在那里，无法绕开。计算机不会回视我们，但人类在被凝视时，总是无法置之不理的。闲话家常（small talk）指的是没有特定待办事项或利害关系的交谈。未来的某个时刻，同学们应该会直面意见和观点与自己不同的人并与其进行讨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也可以坚定地进行眼神交流，并从闲话家常开始。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封闭期间，同学们可能曾感到隐隐约约的担心，即自己或许正在因为人与人之间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极度受到制约而失去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们通过共享空间和时间，利用所有感觉在不知不觉间感知现场的各种信息，将其整合后进行交流。想必对他人的Empathy（同理心）和理解就是在这种物理现实中产生的。
同学们未来的漫长旅途，未必是一条视野开阔的坦途。因此，与历届毕业生一样，在同学们即将踏上新征程之际，我要将加拿大小说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于100多年前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中的主人公安妮·雪莉所说的话送给大家。
“I love bended roads. You never know what may be around the next bend in the roads.”
“我最喜欢有转角的路。拐过下一个转角，究竟会是怎样的风景、会遇到怎样的人、会有怎样的事件在等着，这些都会让人兴奋又忐忑。”
想必同学们未来漫长的人生里也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转角”。你们不一定要抄近道或走捷径，也不必害怕绕道或走弯路。不论同学们未来的前进道路是实际工作还是研究道路，我都由衷期待你们能具备健全的批判性精神、对他人的细腻同理心、以及自由而开朗的乐观主义，然后作为一名独立的社会人展翅高飞，并以此作为我的祝词。
最后，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