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我向考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硕士课程的2,242名同学、专业学位课程的316名同学以及博士课程的948名同学表示由衷的祝贺！我谨代表列席典礼的理事、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京都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欢迎大家入学。并向一直以来支持你们的家人和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从今天开始，大家将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或博士课程中开始各自的学位研究。当今这种形式的研究生院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19世纪后半叶首先设置的。作为面向已经在校内外的大学修完学士课程的学生，提供更为高深的教育后授予“学位”的教育课程而创立，从全世界广招优秀的学生。这一全新的研究生院制度随后迅速扩展到全美的主要大学，培养出的众多学位获得者在20世纪成为时代转折期的引领者，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也是通过二战后的学制改革，完善了现有形式的研究生院制度。尤其是在1990年代，政府为了加强我国的研究生院教育而推进了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包括我校在内的主要大学都成为研究生院重点化大学，多半的教师都把研究生院课程教育定位成主要任务。因此，全国的研究生人数也在增加，目前有将近1万人的研究生在我校就读硕士課程、专业学位课程和博士课程。
即便如此，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现在我国拥有学位的人数仍然极少。日本人口每100万人中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在2020年度仅有579名，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少之又少。关注其他国家最新年度的统计，最多的是英国的5,459人，绝对领先，其次是德国的2,689人、美国的2,613人。再看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日本在2020年度是123人，与最多的英国的340人，德国的338人等相比也很少。这背后包括我国的历史性背景在内，存在诸多原因，但至少可以认为我国尚未达到让学位获得者在社会的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状态。目前，不只是学术界，包括政治界和产业界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在开展营造环境的相关讨论，旨在让更多获得学位的人材能在社会的广泛领域大显身手。
那么，学位获得者被期待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和能力呢？京都大学的学位授予方针（Diploma Policy）中是这样写的。
评价标准是“在硕士课程中积累广泛深入的知识，掌握在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力以及从事需要高度专业性的职业的优秀能力”，另外“在博士课程中要作为研究者自立开展活动，掌握从事高端专业所需的能力及其基础学识”。在这一点上，与欧美主要大学的学位授予方针内容基本一样。今后，大家将在这样的研究生院课程中找到各自的研究课题，制定解决课题的计划，亲自实施各种各样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掌握所需的技术和知识，与周围的伙伴、学长和指导教授反复讨论切磋，自己负责撰写出学位论文。正如学位授予方针中所规定的那样，重要的是除了各自研究的内容，还要看每位同学在学位研究当中所经历、掌握的全过程，也被称为Transferable Skill Set。人们期待学位获得者通过最大限度地活用这一“可迁移的技能”组合，挑战当代社会中各种复杂难解的课题，为解决课题做出贡献。
京都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在超过125年的漫长历史中最为尊重的理念之一就是开拓者精神。那么，所谓开拓者到底是什么呢？进化生态学家的筑波大学德永幸彦老师在2004年的日本生态学会大会上以《pioneer一个人就足够了？―从菜豆象幼虫看出的两个战略―》为题，做了很有意思的报告。据说菜豆象这种昆虫还是幼虫时多数一起寄生在菜豆中长大。但是，因为菜豆的皮很硬，所以一开始如果没有哪只幼虫拼命咬破菜豆皮进去，就无法寄生在里面。只要最初的幼虫在皮上咬破一个洞，更多的幼虫就能轻而易举地从那个洞进入寄生。于是，最初咬破洞的幼虫就被称为先驱者（pioneer），随后进入的很多幼虫被称为追随者（follower）。当然，从已经咬破的洞进去十分轻松，所以几乎所有的幼虫都喜欢做追随者。但是，至少要有一只成为最初咬破洞的先驱者，不过似乎不是所有幼虫都能成为先驱者。而且，如果追随者不断地从大大敞开的洞钻进去，很快菜豆里的营养资源就会减少，后来的追随者也有可能活不下去。
同样的事情在产业界也有。企业创造出以前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全新产品去开拓市场被称为“先驱者战略”，以这个全新的产品为基础开发出改良新型后面向市场推广的被称为“追随者战略”。作为先驱者的典型，大家可能会联想起苹果创始人的史蒂夫・乔布斯等。当然先驱者战略并不能确保成功，因此会伴随极高的风险，但也有开拓全新市场所带来的巨大优点。相反，追随者战略虽然有机会可以压低开发成本，通过快速拓展商品市场而获得稳定收益，不过也会因市场饱和而失去作为追随者的意义。
我想大家一定是带着焕然一新的决心去开启今后在各个学术、文化和科技领域的学位研究的。考虑到当今学术、文化和科技的复杂化与高端化的速度，很难单纯地把研究内容分为“先驱者”或“追随者”，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从整个体系来看，先驱者型的方向与追随者型的方向各有不可或缺的功能。但是，我想在此指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要成为“追随者的追随者”。从昆虫的例子和产业界的现象可以明白，因为“追随者的追随者”不仅对整个社会做不出贡献，有时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从长远的观点出发，让人们更健康、生活更美好，借用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的话，就是不论形式如何，都要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出贡献。至少我希望即将在本研究生院开始研究的各位同学能把这个想法刻入脑海中。大家今后在多种领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未来通向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贡献的路径是极其多样的，有时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这样，我也衷心期待大家切记不要陷入单纯的自我满足式的“追随者的追随者”的研究。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1676年给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毋庸置疑，科学上的新发现、伟大的创意和灵感都诞生于先人积累的成就和业绩的基础之上。各个学术领域的“先驱者”研究归根结底可能也只不过是先人成果延长线上的正统“追随者”研究。在致辞的最后，我衷心希望大家在保持这种对学术知识的谦虚态度的同时，能够在即将开启的新的研究生活中树立更高的目标，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景色，并且以此对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做出巨大的贡献。
今天，由衷地祝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