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京都大學即將授予2,201名同學碩士學位、171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141名同學（專業）法律博士學位、556名同學博士學位，在此衷心恭喜諸位。
取得學位的同學中有494名留學生。時至今日，京都大學累計授予了9萬5045名同學碩士學位、2,863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3,055名同學（專業）法律博士學位、4萬9509名同學博士學位。我與列席的理事、相關部門主管、學程主持人以及京都大學全體教職人員，由衷祝賀諸位取得學位。
從今天開始，諸位將成為各學術領域的京都大學學位持有者。過去我國的學位是由文部省大臣授予。相信諸位都知道一位名為野口英世的醫學家。他出生於1876年（明治9年），雖然沒有正式大學畢業學歷，但他在1911年（明治44年）的34歲時，由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同年第8302號政府公報中有揭示文部大臣「學位授予」的公告通知。
「提出右載論文申請學位，於京都帝國大學京都醫科大學教授會上，認可其與就讀該研究所並通過常規考試者有同等以上學力，依明治三十一年敕令第三百四十四號學位令第二條，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由此公告可知當時是由文部大臣授予學位。彼時，野口英世是紐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員，由於對傳染病病原體的傑出研究而備受全球矚目。雖說其博士論文審查摘要是刊登在政府公報，至於學位論文為何提交與京都帝國大學的原由則不得而知。該篇學位申請的英文論文，至今仍保存在本校醫學院資料室，研究論文是有關蛇毒免疫學特性，即使以當時的免疫學標準來看，也是卓越出色的內容。
我國現在的研究所制度乃源自於戰後《學校教育法》所制定，在1953年（昭和28年）於國立大學設立了新制研究所。之後學位遂由各大學研究所針對其特定學術領域的成就和學識予以審查，並由大學自行負責授予學位的制度。因此，諸位的學位是京都大學的學位，併記專業學術領域於括弧中。此標記形式與美國相同。
諸位身為學位持有者，將在社會何處又會如何大展身手，近年來，忽然成爲包含政官界和商界的日本社會全體的重大關注焦點。原因之一在於我國與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已開發國家相比，日本人均擁有學位人數比例甚低。根據文部科學省的「科學技術指標」，2021年度日本每百萬人中取得學士學位人數為4,649人，雖不遜於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碩士和博士學位持有者的比例人數卻是大幅減少。例如我國在2021年度碩士學位持有者人數為每百萬人中有590人，與英國的5,485人、德國的2,658人或美國的2,649人相比就非常稀少，而日本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的126人，相較英國的342人和德國的330人等也是極低數值。結果就是我國政界、官界、商界、其他大眾媒體等各界領導者中學位持有者的比例，較之其他已開發國家極低。目前這正是政府和商業團體視為課題之處。換句話說，我國的學位持有者在社會廣泛領域發揮所學並貢獻社會的情況尚有不及。
其原因尚有諸多爭議。在以大量錄取應屆畢業生的長期雇用為前提之日式雇用制度下，可以說日本的研究所教育是集中在培養研究人員為目的。換句話說，我國的研究所具有極高度的專門從事特定學術領域的研究傾向，擁有學位，特別是博士學位持有者的職涯主要設定為大學或研究機構等學術界教職或研究人員。其背景或許應該也是源自我國專業研究人員職涯的獨特性。
現代的研究所制度起始於19世紀後期的美國，提供完成學士課程的人才，更高等學術或科學教育而授予學位的教育課程。然而，學位並不意味著可以成為專業研究人員。為了邁入專業研究人員的職涯，學位持有者通常要歷經數年博士後研究員的獨立專業研究人員（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培訓期，再成為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職人員或研究人員。我國的學位持有者大都具備歐美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經驗，因此，這種博士後研究員制度在我國近期才能紮根。典型例子就是長久以來，博士後研究員雇用經費未受核心公共研究基金核可。這可能就是在我國，特別是博士課程的學位研究，常常被直接聯想到專業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的背後原因。另一方面，歐美的專業研究人員雖屬學位持有者的職涯之一，但也僅限於一小部分。歐美自20世紀以來，完成研究所課程的學位持有者不僅在學術界，也在中央或地方政界、官界、商界、大眾媒體、非政府組織和智庫等社會廣泛領域擔任領導角色。例如，觀看近年的經濟產業省數據，對比美國企業負責人的學位持有者比例接近70%，我國比例則未滿20%。因此，當今舉國創造讓學位持有者在學術界以外的多樣領域中，得以充分發揮所學環境的機運日漸高漲。
諸位可是在研究所自行設定研究課題，會同指導教授和研究室的其他許多夥伴和學長反覆討論後，規劃解決問題的計劃，並在實際進行研究過程中習得必要的知識和技術，最後由自身負責編撰完成學位論文。社會期待諸位的不只是諸位的研究成果，即學位論文的內容，更是諸位在撰寫論文過程中親身經歷和學習成果的整體過程。它是素養與能力的總和，諸位踏入現實社會之後可以運用來解決在各種狀況中所遭遇的或被要求處理的新課題，也稱為可轉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
通常「可轉移的習得技能」可分成三大面向。首先是「課題解決技能」，即是。發現課題並解決課題的執行力。接著是「自我管理技能」，也是應對課題的自主組織能力。然後是為完成實際成果而建立團隊和人際關係的「人際溝通技能」。在日益多元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毫無疑問，為了解決各種社會課題，較之以往更加需要這種身懷可轉移技能的人才。
近年來，大型語言模型的生成式AI迅速普及，不論在教育或研究領域都逐漸發揮威力。另一方面，經濟人類學家麥可·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曾指出，人類透過經驗獲得的知識中存在著「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知識」，並稱之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波蘭尼所說的「內隱知識」並非指「無法用言語表達的知識」內容本身，而是指人類在無意中連接各種事物並賦予意義的過程，即所謂獲取知識的「方法」。若以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說法形容，或許是「偶然浮現的想法」或「靈感」。他在自身的著名演講《作為職業的學問（Science as a Vocation）》中提及以下説話。
“無論是在實驗室或工廠，為了產生有意義的結果，總是需要──並且是符合當下場合的──偶然浮現的想法。然而，若只是強求想法也終究是徒勞無獲。（中略）一般來說，偶然浮現的想法反而會在人們竭盡全力工作時才浮現。當然，也並非總是如此。”
這種無法言語化的內隱知識和靈感可能沒有存放在生成式AI機器學習的大量文件資料庫中。但是，透過實踐和經驗累積的內隱知識和靈感，肯定是涵蓋在可轉移技能中。我想憑藉我本身經驗如此斷言。
我再次重申，我國終於開始官民一體合力推動學位持有者廣泛參與社會的積極措施。無庸置疑的是，我國的大學學位充分符合世界標準，取得學位者不拘限於學術界，朝政府和國內外企業等社會各界而發揮所學，才是社會發展和國際化的重要關鍵。諸位耗時累積的「實踐知識 」將成為社會各種領域的強大力量。今後諸位將邁向深造鑽研的世界或現實社會的新旅程，期待諸位在各自崗位上，皆能勇敢挑戰所面臨的各種課題。我衷心祈願諸位身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精英，經由自身的貢獻所學贏得社會的堅定認可和尊重，進一步提升我國學位人才的社會評價，並以此為賀詞。
最後，再次恭喜大家。
（“ ”引用自《作為職業的學問》（馬克斯‧韋伯著，尾高邦雄譯，岩波文庫（岩波書店），1980年），並翻譯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