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今天，京都大學要授予95名同學碩士學位、2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229名同學博士學位，非常恭喜這些同學。
取得學位的同學中有170名留學生。時至今日，已經有8萬5945名同學取得京都大學的碩士學位、2,177名同學取得（專業）碩士學位、2,519名同學取得（專業）法律博士學位、4萬6655名同學取得博士學位，我與全體教職員由衷祝賀大家。
同學們在始於去年的新冠病毒傳染病大流行中度過了學位研究的重要時期。儘管處於大學的學術研究活動也不得不大受制約的困難情況下，諸位還是徹底地進行了各自的學位研究，並完成學業，走到了今天，對此，我在深表敬意的同時要致以由衷祝賀。從今天起，同學們將正式成為京都大學研究所的學位擁有者。今後，諸位將繼續在學術世界或現實社會步上嶄新的道路，今日獲得學位既是終點，也是新的起點。
話說回來，全球首次創設「授予學位之教育課程——研究所」這種教育制度的是19世紀後期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當時，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不僅對市民生活，也開始對全球政治及經濟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學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以完成通識教育為主之大學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為對象，作爲可進行專業性更高之學術研究的教育課程而設立。之後直到19世紀末，研究所制度普及全美各地，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最終，全美每年都會產出大批的學位取得者。20世紀之後，美國一直對全球的學術與研究起主導作用的背後，可以說是因為確立了授予學位的研究所制度，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研究所學生在此制度下從事著最尖端研究這個事實。在日本，美國式的「授予學位的教育課程」，也就是研究所學制，是隨著戰後《學校教育法》的制定而設立的，並於1953年在國立大學中設置了新學制的研究所。藉此，學位的授予變成是根據在研究所特定學術領域的成績與學識所做的審查，並由大學自己負責頒發。正如曾經有句老話：「以後要當博士還是當大臣」，在此之前日本雖然已經有所謂的博士學位，但比較是榮譽性的稱號，像現在這種基於教育課程的學位的歷史沒有美國長。
美國自20世紀中期之後，在那之前主要招收名門及豪門子弟的美國主要大學提出教育機會均等，並完善了獎學金制度，開始不論出身及經濟能力，而是根據個人能力與實力招收學生。最終，在這些競爭極激烈的大學接受了高等教育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最優秀、最聰明的人們」不僅在學術界，也在政治及經濟等社會各個領域中起著核心與啟發性的作用。或許是因為在研究所課程中經過高度專業訓練的學位擁有者處於高學歷菁英的頂尖位置，所以學位在美國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權力菁英的必要條件。然而最近，哈佛大學的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教授在他的著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中論述了高學歷者中普遍存在著的過度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弊端。他擔心這些最高學歷者會自負地以為自己能夠抓住成功，憑藉的是自己的能力與不懈努力，而不是出身與幸運，因此可能令他們對大多數市民失去同理心，並淡化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的使命感。
然而，我認爲桑德爾教授指出的對於「過度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擔心未必適用於今天的日本。我反而覺得像諸位這樣的學位擁有者，在日本並沒有充分獲得原本應有的評價。這或許是因為社會環境及研究所等高等教育形成過程的差異所導致的。但是，鑒於這種情況，我認為桑德爾教授提出的「如何評估受過高等教育與訓練的人的真正能力 」的討論很重要。桑德爾教授在著作中說，「我們作為人類最感充實的就是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出貢獻，並因該貢獻獲得同胞，也就是市民好評的時候，就是被人們需要」，他稱之為貢獻的正義（Contributive justice）。也就是說，同理多數市民，透過高等教育所獲得的專業學識與科學素養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才能稱為真正的功績（merit）。同樣的，倫敦商學院的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Scott）教授在與《未來工作在哪裡？（The Sift）》的作者林達•葛瑞騰（Lynda Gratton）共同探討「百歲時代的人生戰略」的《100歲的人生戰略（The 100-Year Life）》中闡述了以下的觀點。「What will separate people is not what they know, but rather what they have experienced using this knowledge.」也就是說，劃分人的價值的不是他們擁有的知識，而是他們利用知識建構出了什麼。或許可以說，諸位的真正價值就取決於未來你們將如何運用在各種學術專業領域中培養出來的學識與科學素養，來取得怎樣的功績。
當然，我認為你們至今為止在本校撰寫學位論文的原動力是對未知的好奇心與創造的欲望。科學與學術等對公共利益的貢獻，並不意味著一定會對眼前當下的生活起直接作用。尤其是本校的研究所課程，同學們反覆被告知的一件事應該就是獨創性吧。一直以來，人們都說「需要為發明之母」，但是UCLA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卻說，新的劃時代技術與有益方法的誕生都是奠基於獨創性科學，從歷史上來看，「發明正是需要之母」。而且，日本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本校名譽教授湯川秀樹先生在他的著作《詩與科學》中說過以下這番話。「理論物理學家在創造性活動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發現藏在從某種觀點看來被認為不合理的事情的底蘊中的合理性。為此，需要跳躍性地轉變為新的觀點。只要是從一開始就淨處理合理性非常明確的對象，就會失去發揮最大創造力的機會。」以湯川教授為首的20世紀的物理學巨匠們開闢了量子力學這個新世界，在21世紀的今天，從中孕育出的量子電腦正在成為可能為資訊社會帶來創新的技術。
不論哪個學術領域，對學位擁有者所期待的資質中想必都有著共同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憑藉著廣泛的教養、正確的知識與技術、完成邏輯研究的素養，創造性地應對困難課題的態度。如今我們正面臨氣候變遷與大規模災害、傳染病大流行、全球人口與糧食問題、包括相對貧困在內的各種社會差距、已開發國家的少子高齡化等許許多多人類課題。這些都是極為複雜與充滿不確定性的現象，且相關決策涉及諸多利害關係，唯有不論學術領域，從各個方面進行研究，才能加以解決。過去，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曾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過，「哲學知識無法被學到，人們只能學習做哲學思考」。他說「做哲學思考」就是「結合當下的試行學習理性的才能」。在嚴謹的學位研究中，諸位應該已經透過「做科學思考」，在眼前的實驗與調查中鍛鍊了「理性的才能」。正因為是如此巨大變化的時代，社會應該會需要像同學們這樣，一直在學習「做科學思考」，也就是不斷進行著理性學習的人才。即使道路漫長，但若同學們憑藉著自身的學識與創造性思考為地球環境與國際社會作貢獻，則日本的學位評價應該會變得更可靠。
今後諸位將啟程奔赴到社會的各個地方。我再次重申，學位的授予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我由衷期待諸位都能在新的世界裡充分發揮透過至今的學習所培養的能力，盡情揮灑不留遺憾，我也願意成為大家的助力，並以此作為我的賀詞。
再次恭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