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京都大學即將授予2,211名同學碩士學位、176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129名同學（專業）法律博士學位、473名同學博士學位，非常恭喜這些同學。
今日取得學位的同學中有101名留學生。時至今日，已經有8萬8156名同學取得京都大學的碩士學位、2,353名同學取得（專業）碩士學位、2,648名同學取得（專業）法律博士學位、4萬7209名同學取得博士學位，我與列席的理事、相關部門主管、學程主持人及全體教職員由衷祝賀大家。
在過去長達2年多的新冠疫情下，諸位不得不在研究室及實地的學術研究活動受到極大限制的情況下進行學位研究並撰寫學位論文。儘管如此困難重重，同學們依然將各自的研究貫徹到底並且走到了今天，對此，我在深表敬意的同時要致以由衷的祝福。今天起，各位就是京都大學學位擁有者，今後諸位將繼續在學術的世界，或在嶄新的現實社會中，步上名副其實的核心人才的道路，從這個意思上說，今天學位的獲得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話說回來，同學們取得學位的今年2022年，對京都大學來說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京都大學作為京都帝國大學，根據敕令創校於1897年6月，今年正好是創校125周年。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想簡單為大家介紹本校的歷史。在明治維新18年後的1886年，日本第一所官立大學設立於東京，並被稱為帝國大學，是日本邁向現代國家，為培養所需官員與技術人員等人才而設立的。然而，隨著之後西歐學術文化的快速引進，有愈來愈多人認為日本也應該發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及高等教育，於是在明治30年，即1897年，在這塊土地上設立了第二所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原來的帝國大學也隨之更名為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的設立，被認為與為了日本現代化鞠躬盡瘁的「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有很大的關聯。公望從年輕時就長期在法國接受教育，是位有國際觀的文化人，據說當時他的想法是，「應在遠離政治中心的京都之地建立一所大學，將它成爲一所自由、清新，真正探求真理研究學問的學府」。
那麼研究所又是如何呢？我國於1887年第一次頒布《大學令》，但隨著京都帝國大學的設立進行了修訂，並於1899年制訂了京都帝國大學研究所章程。然而，當時還沒有完善正式的研究所課程，學位也是以校長推薦和論文博士為主，據說學位授予數目每年也就是10件左右。在《京都大學百年史》中，重新記錄了1900年自東京帝大畢業並進到京都帝大研究所的學生的回憶錄。
裡面有這樣一段話，「我是大阪人，（中間省略）因為讀書方便這個理由，所以就進到了京都大學的研究所。田辺老師是我的指導教授，只需要每隔一個月到校1天，每半年報告一次研究成果。」
這位田辺老師就是人稱「日本近代土木工程學之父」的田辺朔郎。他22歲畢業於工部大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東京帝大工學部土木工學科，他的畢業論文《琵琶湖水道工程計畫》榮獲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最高榮譽的德福獎章等，得到國際極高評價，畢業後立即受到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的請託，指揮監督實際施工，並在29歲時完成了如今的琵琶湖水道。想必諸位在學期間也會在本會場附近散步，也都看過這條引流的人工水道以及蹴上發電廠等。曾經到美國考察的田辺參與過許多國家建設，包括建造了日本第一座水力發電廠——蹴上發電廠等，並在年僅39歲成為京都帝大教授，16年後成為該校工科大學校長。
1911年，也就是田辺成為京都帝大工科大學校長的5年前，當時35歲的野口英世獲得京都帝國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如那一年政府公報上的記載，「文部大臣將接受京都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的推薦，授予福島縣平民野口英世醫學博士學位」，當時的學位授予者是文部大臣。他的學位論文是有關蛇毒免疫學特性的研究，非常出色，現正妥善保管於本校醫學部資料室。
現在這種「授予學位的教育課程——研究所」最早是19世紀後期，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設的。據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所還曾經提供在當時是非常高額的獎學金，相當於一整年學費的好幾倍，吸引從世界各國精選出的優秀學生。這種制度之後普及到以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為首的美國各地，全美每年都會產出數以萬計的學位取得者，在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擔任要職。像這樣，美國的學位意味著獲得非常高的社會價值與尊敬。20世紀後半期以來，美國一直對全球的學術與研究起主導作用的背後，是因為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研究所學生從事最尖端科學研究這個事實。在我國，美式的研究所學制是1953年國立大學設立新制研究所之後才有的，從此變成了由大學自行負責審查並授予學位的美式制度。
今後諸位將以京都大學學位擁有者的身分，啟程奔赴新的崗位，而我認為讓人們改變並且有著飛躍進步的最大契機之一是在新環境下的與人邂逅。本校工學研究所校友，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先生常說，「世界上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平均換過4次研究室」。雖然我只換過3次還不及他們，但是在我度過了大學畢業後的20多歲時光的紐約，我就遇到了幾位個性非常強烈的人，對我之後的生活方式與思維帶來了重大影響。
其中一位就是戈登·H·佐藤（Gordon H. Sato）。他1927年生於加州，是身為漁夫也是園丁的日本移民的孩子，二戰期間，他在內華達山脈的日裔美國人強制收容所，也就是所謂的曼贊納集中營的惡劣環境下度過了高中生活，但在戰後進入了加州理工學院研究所馬克斯·德爾布呂克（Max Delbruck）教授的研究室並取得學位。德爾布呂克後來與薩爾瓦多·盧瑞亞（Salvador Luria）等人一起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在當時他已經發表了一篇有關利用噬菌體研究基因突變的著名論文，正在開拓「分子生物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戈登後來成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的生物學教授，受到德爾布呂克與盧瑞亞所開創的細菌遺傳學新技術的啟發，開始了「如細菌般在試管內利用全人工培養基培養動物細胞」這個極大膽的研究計畫，在該研究過程中，他取得了包括發現細胞生存與成長所需因子等巨大成果，最終開啟了「細胞生物學」這個全新研究領域的大門。
1979年夏天，當時在紐約的我曾有幸在戈登的聖地牙哥家中逗留了幾天。我至今仍記得，戈登私底下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每天半夜會走到陽台，一手拿著啤酒心不在焉地眺望遠方。離開大學後，戈登以最小範圍內的細胞必需營養素的研究為基礎，打造出了基於食物鏈循環的水產養殖系統，從受污染的鹽水中培養耐鹽的藻類及小蝦，再在其中養殖大型魚。最後，真的在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厄利垂亞（State of Eritrea）的荒蕪沙漠地帶種植了紅樹林，在那裡實現了新的食物鏈生產系統。這就是著名的曼贊納計畫，並因此於2005年獲得了藍色星球獎這個地球環境國際獎項。這個偉大計劃的背後，必定有他度過了少年時代的曼贊納集中營的苦難經歷，現在想來，我所看到的夏夜裡的戈登，應該是已經在想苦於糧食短缺的荒蕪非洲沙漠吧。198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代表國家正式向二戰當時被強制收容的日裔美國人道了歉，而在總統令簽署整整80年後的今年2月19日，拜登總統再次發表了道歉聲明，其中還用日語「Nido to Nai Yoni」表示將努力避免這類憾事再次發生。雖然戈登已於2017年離世，但是他勇於開創新科學，渴望貢獻社會的挑戰精神，永遠留在我心中。
我想再次強烈建議大家，盡可能在年輕時候出國體驗一段期間的海外生活。我再次重申，學位的獲得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我由衷期待諸位都能在新的世界裡充分發揮一直以來培養的學習能力，盡情一展長才，我也願意成為大家的助力，並以此作為我的賀詞。
再次恭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