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今天，恭喜進入京都大學就讀的2,942名同學。我與來賓井村裕夫前校長、松本紘前校長、山極壽一前一任校長、列席的理事、相關部門領導以及京都大學的全體教職員誠摯歡迎大家入學，要對同學們一直以來的努力表示敬意，同時向支持你們的家人與相關人士表示衷心祝賀。
自去年以來，全世界都遭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荼毒，許多社會活動受到制約的異常情況在日本也持續了很長時間。即使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同學們還是拼命努力學習，才終於在今天迎來了入學典禮，想必是更加喜悅。我認為這裡面當然有著同學們自身的努力不懈，但是一定也是因為你們的家人與老師們的大力支持與鼓勵。請一定要牢記這一點。去年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不得不取消入學典禮，令人非常遺憾，今年勉強能夠舉行入學典禮，還能跟大家面對面講話，我真的非常開心。
從現在開始，諸位就是京都大學的學生了。在報考本校之時，同學們應該已經透過之前來自身旁的人們、高中的老師與學長姐，或者網站等的資訊，對京都大學有了各種印象吧，例如，是一所有著120多年歷史的傳統大學；是亞洲產出最多諾貝爾獎與費爾茲獎得主，有著傲人研究實力的大學；是探險、冒險、田野活動盛行的「Omoroi大學」（「Omoroi」是日本關西方言，「有趣」的意思）；是反抗精神強大的野性大學等等。但是，耳聞最多的大概就是「自由學風」這個詞了吧。的確，「自由學風」或許就是構成京都大學各種印象的底層裡的傳統。那麼，這裡所說的「自由」到底是甚麼呢？
16世紀的法國有位名叫艾蒂安・德・拉波哀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的早熟的思想家。據他的摯友蒙田（Montaigne）所說，拉波哀西在16到18歲，跟各位差不多年紀時，就寫出了古典名著《自願奴役論 (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當中對自由的研究，寫出了這樣的比喻，「自由是生物的自然本性，就像要馴化野馬時，野馬會咬住馬銜反抗，但若持續強迫牠套上馬銜，到後來馬會自願套上馬銜並且樂在其中」。也就是說，自由雖然是人的自然本性，但是人常常會因為周圍環境與習慣而輕易地將它放棄。我將自由解釋為擺脫周圍環境與習慣等各種外在束縛來發現原本的自己。想必大家一直以來都是以升大學為一大目標在努力著，那是你們人生的重要過程。但是，同學們也可以趁著升大學的機會，試著讓自己的自由精神從過去一直圍繞著你們的常識與慣例中解放出來，如此一來，或許會發現到一個連自己都不曾意識到的出乎預料的自己。為此，需要一個契機，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提出兩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要花時間閱讀。人們說現在是資訊化時代，網路上充斥著大量資訊，可以跨越時空輕易取得。現在或許有很多機會透過電腦、平板電腦接觸文字訊息，但是，閱讀不僅僅是獲取資訊的手段。有位名叫中村文則的年輕芥川獎作家，他說過，「讀書的樣子很酷」，我的理解是，這大概指的是讀書的人與寫那本書的人之間產生了情感交流，而從閱讀那本書的人身上流露出來吧。或許可說是移情作用，也就是同理心。這不僅限於小說與文學，也可能存在於科學論文中，同學們應該早晚都會體會到這點。據說那位中村文則先生是在獨自一人悶悶不樂地待在公寓的大一時期，第一次讀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他寫道，「我想，可能是在那個時候，我的人生的大致方向就已經決定了」。其實，我也是在大三時，遇到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爵士（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寫的《Cellular Immunology》，中文名為《細胞免疫學》的這本書。伯內特爵士是建立現代免疫學理論的免疫學先驅，並於1960年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當時我也是想學習英文，讀得很認真。那是一本共分13章的巨著，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當我終於讀到最後一章，也就是第13章時，卻發現只有這一章非常短。這一章是有關癌症與免疫的研究，「雖然我相信癌症免疫這種東西，但遺憾的是，目前所知幾乎是零，也無從落筆」，這就是這一章的結論。那之後，第13章的內容一直縈繞於心，結果「癌症與免疫」這個主題就成了我的畢生研究。
另一個建議就是，儘可能趁著年輕嘗試出國。現在是一個全球社會，想必有同學有過海外旅行的經驗，即使時間再短也要在國外實際生活，或許會成為在擺脫了至今的常識與慣例的自由中發現自己的重大契機。我自己就在遇到剛剛提到的伯內特爵士的書後，得到機會一畢業就前往美國，在紐約的研究室裡開始了有關癌症與免疫的研究。在25歲之後的整整3年裡，度過了與美國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年齡層的年輕研究人員與研究生們相互切磋的研究生活。我認爲這對我後來的人生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那時候每一天我都會覺得，來自不同國家卻有著相同志趣的年輕人們跟自己是多麼的相同，又是多麼的不同。在過了40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與當時的夥伴們保持著交流。如果沒有在大學時代讀到伯內特爵士的著作，在受到啟發的20多歲赴美留學這兩件事，我想我的人生應該會是另一種樣子吧。我希望同學們也能在全新的大學生活中，發生對人生來說重大的相遇。
從1949年湯川秀樹教授成為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獎）開始，京都大學至今已經產出共11名諾貝爾獎得主。此一人數是亞洲的大學裡最多的。當然，研究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得到諾貝爾獎，應該可以說，這是這些前輩們不論學術領域為何，不被時代的流行與習慣束綁，從純粹自由的構思出發，不斷開拓未知領域的結果。就是在這種自由的學風下，新的學術世界不斷被開拓出來，最終帶來有助人類生活、福利、健康的成果。這就是京都大學的學術傳統。最近，本庶佑教授於2018年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我作為共同研究者也出席了在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本庶教授是這麼說的，「在京都大學，比起第一，我們總是更想成為唯一。但是真正的理想應該是，自己當作唯一所挖出的小小泉水後來變成小溪變成大河，最終形成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吧」。同學們今天開始就是京都大學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暫時擺脫一直以來的思考習慣與社會潮流等，親手探索真正令自己心動的泉源。或許不是立刻能夠發現，需要反覆的嘗試，但是我認為持續保持這種精神就是所謂的「自由」，就是京都大學的「自由學風」。
詩人高村光太郎的《道程》這首詩寫於約100年前的大正3年（1914年），開頭的這句話很有名，「在我的前方沒有道路，在我的身後會形成道路」。從現在起，同學們憑藉著自由的心不斷開拓前進後，一定會形成每個人前行的道路，京都大學將為此盡可能地提供支援。
再次恭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