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京都大学即将颁发2,193个硕士学位、169个（专业）硕士学位、116个（专业）法务博士学位、以及541个博士学位，恭喜这些同学。
被授予学位的同学当中还有511名留学生。迄今为止获得京都大学硕士学位的累计人数是9万441名，（专业）硕士学位是2,525名，（专业）法务博士学位是2,765名，博士学位是4万7974名。我与作为列席成员的理事、相关的部门领导、课程协调员及京都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都向学位获得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据弘文堂的《历史学事典 第14卷 宗教与学术》记载，博士或硕士学位制度是在13世纪至14世纪期间欧洲成立大学（University）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过程中诞生的。此外，学位还被认为最初是作为经过各种个人测试后被允许在这些大学中从事教学活动的“教师资格”诞生的。之后，随着学术（Wissenschaft）概念于19世纪在德国的出现，与其说学位是一种资格，不如说是它是作为一种学术称号在世界上普及开来的，用来表彰特定学术领域中的知识掌握和研究成果。在日本，1911年（明治44年），成立短短14年的京都帝国大学向当时人在美国的年仅34岁的野口英世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野口英世毕业于东京的西医预备学校——东京医学专门学校济生学舍，年仅20岁时就取得了医生执照，24岁时前往美国，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教授的助手从事蛇毒的研究。他似乎与本校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向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提交了他的成果论文，并被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政府公报上记录了文部大臣授予学位的情况，“该学生提交右记论文并申请学位，且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医科大学教授会承认其具有与进入研究生院并经过正规考试者同等以上学力，因此，按照明治三十一年敕令第三百四十四号学位令第二条授予其医学博士学位”。顺便说一下，野口英世的关于对蛇毒的免疫反应的学位论文如今仍保管在本校医学部资料室中，我认为是质量非常高的一篇论文。
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授予学位的教育课程——研究生学制”于19世纪后期始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快速普及至美国各地的主要大学。据说自20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全球的学术和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背后就存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生都在该制度下从事着最前沿研究的事实。美国和欧洲都有着在高竞争力的研究生院中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们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起着核心和指导性作用的历史，或许这就是学位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权力精英的智力必要条件的原因。但在最近，哈佛大学的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在他的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指出，在美国，此类高学历者中普遍存在的过度功绩主义（Meritocracy）可能会导致对大众市民失去同理心并淡化为共同利益做贡献的使命感，成为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当我们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贡献并因为这种贡献而得到同胞市民认可的时候，也就是被人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类最感到充实”。这也意味着，他对当代权力精英可能正在失去这种谦逊精神表示担忧。同学们可能会反驳说，日本的学位拥有者至今仍未在社会上享受这些作为权利精英的好处。话虽如此，但我认为，桑德尔教授的指摘“当我们因为为共同利益做贡献而得到同胞市民认可的时候，我们最感到充实”，其本身并没有错。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和大规模自然灾害、新型传染病的大流行、人口与粮食问题、贫困与社会差距的加剧等许许多多的全球性课题。这些都是极其复杂且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态，不是靠个别的学术和科学可以解决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的科学哲学家杰罗姆·拉维茨（Jerome Ravetz）曾指出存在“可以基于科学提出问题却无法基于科学做出解答的领域”，并将其表述为“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他指出，常规科学是因果定律明确的领域中的传统科学，一直以来都对人类生活的改善和社会活动中的决策发挥着直接的作用。而在后常规科学领域，事实极其复杂，不确定性很高，且决策中涉及到大量利弊(Stakes)，难以仅靠个别的常规科学来处理。拉维茨提出，这种不确定性未必能利用基于现有的大数据和超高速运算的人工智能（AI）来解决，应作为“安全、健康、环境及伦理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us ethics）”来构建。此次全球大部分人都已经历过的新冠病毒传染病大流行正好属于这种后常规科学领域，想必这正是一次思考学术和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这种复杂而又重要的社会课题的应对和决策的重要机会。
近年来，“集成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开始被人们频频提及。虽然看起来其确切的含义不一定已得到明确的认同，但其背后一定存在着危机感，即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技术能够有效地彻底解决错综复杂的全球性课题——属于后常规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我认为，“集成智能”的前提条件就是学术与科学的多样性（Diversity）。如今，各种层面上都有人指出多样性在个人、社会、甚至整个人类中的必要性，即使从自然界中生物延续和进化的观点来看，多样性也被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许多生物都会在特定环境下采取一种称作“Bet hedging（两头下注）”的策略，即它们未必会彻底优化来适应该环境，即使在所谓的非此即彼的情况下，也常常会勉强保留一些在某个时期环境下不一定会显示高度有利性的特性。这被认为是一种生存策略，为了在环境发生剧变导致该生物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也能留下该物种得以延续不至于灭绝的可能性。
例如，个体的基因总是会以一定的概率发生变异，即使变异后的等位基因在某个时期环境下的有利性比原基因小，只要不是非常不适合，就会在群体中延续下去。这被认为是因为变异后的等位基因在剧变环境下反而有可能发挥出非常有利的作用，这种多样性越多，该物种整体的生存可能性就越高，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新的进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变异后的等位基因不会从群体中消失，而是会被确实地保存、延续到必将来临的环境变化之时。应该可以说，学术界和科学界也是同样的情况。我认为，维持学术界和科学界的多样性是确保我们在极其复杂、不确定性很高且难以预测的未来继续拥有存在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毋庸置疑，不论是“集成智能”，或是本校建校以来一直最重视的“研究的独创性”，其前提条件都是维持多样性。或许迄今为止已在各种学术专业领域中培养了专业学识和科学素养的同学们，也开始被期待拥有从各个角度来俯瞰全球性复杂的社会课题的能力。
从现在开始，同学们将启程奔赴社会的各个地方。我再次重申，今天的学位获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或许困难重重，但我由衷地期待同学们都能在各自热爱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发挥通过一直以来的学习培养的能力，然后做出被“同胞市民”需要且认可的贡献，我也愿意为此成为大家的助力，并以此作为我的祝词。
最后，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