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京都大學即將授予2,193名同學碩士學位、169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116名同學（專業）法律博士學位、541名同學博士學位，非常恭喜這些同學。
取得學位的同學中有511名留學生。時至今日，已經有9萬441名同學取得京都大學的碩士學位、2,525名同學取得（專業）碩士學位、2,765名同學取得（專業）法律博士學位、4萬7974名同學取得博士學位，我與列席的理事、相關部門主管、學程主持人及全體教職員由衷祝賀大家。
根據弘文堂的《歷史學事典》〈第14卷 宗教與學問〉，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制度始於13世紀到14世紀的歐洲，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及研究機構的大學（University）成立的過程中。據說原先是作為「教師資格」，要經過各種個人考試才可以在這些大學擔任教職。之後，隨著學術（Wissenschaft）這個概念在19世紀的德國誕生，學位相較於資格，更像是讚揚在特定學術領域習得知識與研究成果的學術稱號，並在全世界廣為流傳。日本也是，1911年（明治44年），創校後僅14年的京都帝國大學便授予當時人在美國，還很年輕的34歲的野口英世醫學博士稱號。野口英世畢業於東京的開業醫師預備學校之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濟生學舍，20歲就取得醫師執照，24歲赴美，在賓州大學醫學部西蒙·弗萊克斯納（Simon Flexner）教授門下擔任助理研究蛇毒。雖與京都大學似乎沒有特別直接的交集，但是他將他的成果論文提交給京都帝國大學醫科大學，並獲授予醫學博士。當時的政府公報上記載，「提出右載論文申請學位，於京都帝國大學京都醫科大學教授會上，認可其與就讀該研究所並通過常規考試者有同等以上學力，依明治三十一年敕令第三百四十四號學位令第二條，授予醫學博士學位」，有文部大臣授予學位的紀錄。順道一提，野口英世有關蛇毒免疫反應的學位論文，現在依然保管於本校醫學部的資料室，我認為是相當有水準的論文。
現在的這種教育制度，「授予學位的教育課程——研究所」最早是19世紀後期，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設的，之後快速普及到全美的主要大學。20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對全球的學術與研究起主導作用的背後，據說是因為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研究所學生從事最尖端研究這個事實。在歐美的歷史中，這些在具有高競爭力的研究所接受了專業教育的人們，不僅在學術界，也在政治及經濟等社會各個領域中扮演核心與指導的角色，人們或許因此很自然地認為，學位是權力菁英的知識必要條件。然而最近，哈佛大學的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教授在他的著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中論述了高學歷者中普遍存在著的過度功績主義（Meritocracy），可能令他們對大多數市民失去同理心，並淡化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的使命感，而這可能就是社會分裂的主因之一。他指出，「我們作為人類最感充實的就是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出貢獻，並因該貢獻獲得同胞，也就是市民好評的時候，就是被人們需要」。也就是說，他提出了對現代的權力菁英逐漸喪失這樣的謙虛意識的擔心。諸位或許有不同意見，認為日本的學位擁有者至今仍未在社會上享有作為權力菁英的好處。話雖如此，我認為桑德爾教授指出的「我們最感充實的就是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並因該貢獻獲得同胞，也就是市民好評的時候」，是沒有錯的。
今日，我們正面臨地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變化與大規模自然災害、新型傳染病的大流行、人口與糧食問題、貧困與社會差距的拉大等許多全球性的問題。這些都是極為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現象，不是個別的學術與科學可以解決的問題。1990年代，牛津大學的科學哲學家傑羅姆·拉威茲(Jerome Ravetz)指出，「有些領域雖可以科學方式質疑，卻仍無法以科學方式解答」，他將之稱為「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常態科學是因果定律明確的領域裡的傳統科學，一直以來，在提高人類生活品質與社會活動的決策上扮演直接作用。而在後常態科學領域，事實極為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決策時牽連極多的利害關係(Stakes)，很難僅靠個別的常態科學加以因應。拉威茲指出，此不確定性不見得能夠透過既有的大數據或以超高速演算為基礎的人工智慧 (AI) 解決，他提倡應建構「安全、健康、環境與倫理的科學（The sciences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us ethics）」。本次全球人類幾乎都經驗到的新冠病毒傳染病引起的大流行正是屬於後常態科學的領域，我認為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去思考因應這類複雜且重要的社會問題做出決定時，學術及科學應如何整合以參與其中。
這幾年，「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這個詞被頻繁使用，它的正確意涵雖然不見得大家都有明確共識，但無庸置疑的是，其背後應該有著對錯綜複雜的全球課題，也就是後常態科學領域的重要議題，僅靠單一科學及技術無法有效因應的危機感。我認為「集體智慧」的先決條件是學術與科學的多樣性（Diversity）。今天，多樣性的必要之於個人、社會乃至全人類，在各個層面被提出討論，而從自然界的物種保存與進化的觀點來看也是，多樣性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許多生物在特定環境中不見得會朝完全適應演化，即使在所謂的二選一的情況下，往往它們還是敢於留下不見得最適應某個時期環境的性質，也就是稱作「Bet-Hedging（賭注對沖）」。人們認為這是為了萬一環境激烈變化，即使該生物陷於生存困難的狀況也不至於全數滅亡，還能留下該物種生存機會的生存策略。
例如個別基因總會在一定機率下發生突變，突變的等位基因即使相較於原來的基因在某個時期環境下不利生存，只要沒有太大問題，還是會被留存在集團中。那是因為突變的等位基因在激烈變化的環境下反而可能更能調適，愈多樣，維持該物種整體的生存可能性愈高，甚至有助進一步的進化。此處最重要的是，不讓這些突變的等位基因從集團消失，會確實保存到環境變化的那一天。學術及科學不也是這樣嗎？為能因應極端複雜充滿不確定性難以預測的未來，我認為由我們來確實延續其存在價值，維持學術與科學的多樣性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不論是「集體智慧」，或是京都大學創校以來最重視的「研究的獨創性」，其先決條件是維持多樣性，這是不言自明的。對於在各種學術專業領域培養專業學識與科學素養的諸位，人們或許也開始期待，有從各個方面看待全球性複雜社會課題的能力。
今後諸位將啟程奔赴到社會的各個地方。我再次重申，學位的授予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前方或許有各種困難在等著，但我由衷期待並鼓勵諸位都能在各自關注的各種領域，充分發揮透過至今的學習所培養的能力，盡情揮灑不留遺憾，貢獻己力並最終被「同胞市民」所需要、所認同，並以此作為我的祝賀。
再次恭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