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我向考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硕士课程的83名同学、博士课程的138名同学、以及专业学位课程的5名同学表示祝贺！我与所有教职员工一道欢迎大家入学，并向一直以来支持你们的家人和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祝贺！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染病的蔓延，过去2年都只是以发布视频的方式传达祝词，时隔3年又能以面对面的方式举行研究生院秋季入学典礼了，全体教职员工都由衷地感到高兴。
今天，同学们终于迈出了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开始真正研究的新一步。京都大学除了18个研究生院研究科外，还有30多个附属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为同学们提供研究生课程中学习与研究的机会。硕士课程要求大家在迄今为止本科所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更高级的知识和技术，同时掌握作为研究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所需的各种Arts（修养）和Technique（技巧）。此外，博士课程需要设定自己的主题，以研究人员的修养进行实践研究，从而完成学位论文。而且，我们还为希望挑战当代社会综合课题的同学们开设了3个卓越研究生院课程，以便对跨学科领域界限、即所谓融合领域进行实践性研究。
话说回来，想必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未如当下般对社会和人类生活产生直接而又重大的影响。虽然研究原本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事情，但同学们仍不得不考虑自己未来的研究活动可能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大家应该经常会听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种说法。更广义来说，或许可以表达为“科学”与“技术”。
在18世纪中叶之前，科学研究一直是资产和时间比较充裕的贵族阶层做的事。例如，出生于拥有巨大资产的德文郡公爵家的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在剑桥大学学习后，在自己的别墅里建造了实验室和工作室，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独自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实验。虽然他一生中仅仅在皇家学会发表过18篇论文，但电磁学创始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他死后留下的大量实验记录进行了详细的验证和重现实验。结果表明，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大部分重要科学原理都已通过极其正确的实验得到了证明。而在技术方面，进入所谓的工业化时代、即从英国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进蒸汽机到德国的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August Otto）发明内燃机原理后，社会和经济模式随着各个领域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发生了蓬勃变化。当各种技术革新接二连三地诞生后，这些技术会以全新的模式结合搭配，从而快速改变经济体系和人们的生活并使之进入一种新的社会平衡状态，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社会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将其称作创新。即毫无疑问，技术在社会变化和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种表达首次被明确提出是较近的事。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提交给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报告《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里指出，应界别专注于研究的基础科学和以产品开发方面的应用为目的的科学，并向大学的基础研究投入公共资金，但不应向企业的应用研究投入公共资金。这种观点被深刻体现在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中，大学的科学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这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在质和量方面引领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但是，该报告似乎只是从公共科研经费补贴应投向何方的角度进行的讨论，并未涉及研究的内容和动机。
确实，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初，旨在探求真理的研究和以创造社会价值为目的的发明之间存在着鸿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地位与意识也截然不同。然而，在科学与技术已经以难以分割的方式有了长足发展的当代，想必这种科学与技术、或者基础与应用这种简单的二元论已经不太现实了。如今，基于纯粹的兴趣与求知欲的研究成果立马就发展为划时代社会应用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可以说，最近正在快速蔓延的基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初创创业”也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针对特定应用的开发研究中，也可能会诞生意想不到的科学发现。现如今，没有技术进步就不必指望科学突破，反之，没有基础研究的创新成果就不可能有新的技术进步。现在，“做研究”这件事已超越了个人事务的范畴，应被认为是一项卓越的社会活动。我不认为一定需要按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这种经典框架去划分同学们未来要开展的学术研究。
相反，我认为你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大学中的学术文化和科学研究能以何种形式为社会做贡献。贡献的形式可能因学术和科学的领域而极其多样，既可能是对如今亟需解决的课题的贡献，也可能是对积累学问知识用于未来的贡献。哈佛大学的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在他的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 2020）》中引用了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劳动理论，即“劳动力市场体系不仅通过收入奖励劳动，还公开承认每个人的劳动是对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贡献。”，并说了下面这番话。“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并因为这种贡献而得到同胞市民认可的时候，也就是被人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类最感到充实”。我认为不论同学们从事怎样的学术或科学研究，都需要牢记这种市民社会的观点。
从现在开始，同学们就要进入这所已迎来建校127周年的京都大学的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生院开始真正的学术研究活动了。我再次重申，个人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求知欲是学术文化与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即使时代改变，这一事实应该也不会改变。回顾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可以知道，其飞跃的基础正是勇于开拓新领域的研究人员的拓荒精神。而且可以说，不同学术领域间的碰撞常常发挥了促进作用。自建校以来，京都大学一直最重视“自由学风”这种精神。这意味着在从事学术研究时要令自己的思维从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惯例和经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精神自由，是不折不扣的拓荒精神。这可以说是作为“默会知识”传承下来的本校传统。我由衷期待未来同学们在这种“自由学风”的熏陶下，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与不同学术领域的各种年龄段与国籍的伙伴们深入交流，反复探讨，藉此度过充实的研究生活和开辟新的学术研究世界，并以此来结束我的致辞。
今天，由衷祝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