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我向考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硕士课程的2,271名同学、专业学位课程的338名同学以及博士课程的872名同学表示由衷的祝贺！我谨代表列席典礼的理事、相关部门领导及京都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欢迎大家入学。并向一直以来支持你们的家人和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从今天开始，大家迈出了新的一步，将真正开始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京都大学除了18个研究生院研究科以外，还有30多所附设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为同学们提供研究生院课程中从事学习和研究的平台。在硕士课程中，要求立足于至今在大学本科积累的基础知识，学习领会更高深的知识和技术，同时掌握作为研究学者所必需的各种章法和技巧。而博士课程则是为了准备制作学位论文，以遵循研究学者应有章法的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与先行研究的比较探讨等实践性研究。同时，面向希望挑战解决现代社会综合性课题的同学，还准备了3个卓越研究生院课程，用以开展超越单一学术领域的，即所谓领域融合型实践研究。
不言而喻，所谓研究，本来是以个人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求知欲为动机的。不过，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学术与科技的进步对地球社会和人类生活直接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必须去思考大家今后的研究活动将会具有怎样的社会性意义，这也是一个事实。想必同学们至今经常听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个相对立的词语。据说这样的分类是在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当时指导美国科学政策的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提交给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题为《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他在报告中把科学分为专注于研究（research）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到产品开发（development）的科学，阐述说大学是专注于基础研究的，因此应该投入公共资金，而对从事应用研究的企业则不应该投入公共资金。也就是说，这是从公共研究费的支援应该面向何种科学研究的观点出发提出的概念。这一方针也被深刻反映到冷战时期美国的科技政策当中，20世纪后半期之后美国在质和量两方面引领全球的科学与技术发展至今，被认为是以大学、特别是以研究生院为主对基础研究提供了强劲财政支援的结果。
的确，现代科学的黎明期，在所谓基础研究及其应用研究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似乎各项研究的立场与方向也有截然的不同。人们常说“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博士在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指出从历史上看不如说“发明是需要之母”更为准确。例如，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August Otto)的内燃机原理“奥托循环”的发明后来被应用于汽车而广为普及，是在这个发明过了30年之后的1890年代。也就是说根据需要得来的新发现和发明反而是少数，更多的是首先发现或发明了称为科学领域突破的思路和原理，其后为了应用这些发现和发明去创造有用的社会价值而开展了新的研究。我认为最近备受关注的量子计算机也一样。
早在30多年前，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东西冷战结束的1989年出版的名为《为全体美国人的科学（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报告中指出，技术依赖于科学，同时也贡献于科学。但是，在科学与技术以难以分离的形式显著进步到今天，再这样单纯地分为科学与技术、或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的二元论，我感到已经不太现实。基于纯粹的兴趣和求知欲而产生的研究成果自动地被展开到划时代的社会应用当中，正在逐渐变得理所当然，相反，在以应用为目的的开发研究过程中诞生出始料不及的新科学发现也绝不稀奇。当今，没有技术的进步就无法期待科学上的突破，相反，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也不可能有新的技术进步。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浑然的一体，如同两个车轮。因此，把大家接下来要开展的研究分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这样古典式的类别，我不认为是建设性的做法。
不如说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大学的学术和科学研究能以何种形式为社会做出贡献。根据学术和科学的领域，这个贡献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既有现在马上需要解决的课题，也会有未来必定需要的课题。哈佛大学的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在其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引用了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即“劳动市场是寻求承认的斗争。劳动市场既是高效地满足需要性（消费）的体系，但更是认可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只是通过收入去回报劳动，还把每个人的劳动作为对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贡献做出公开认可。”的主张，这样阐述道“当我们为共同利益做贡献并因为这种贡献而得到同胞市民评价、认可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类感到最充实的时候”。在当今，如果把学术和研究也作为劳动的一种形式来看的话，我感到关于研究学者也可以这样说吧。
现代社会的确面临着全球规模的困难且紧迫的各种问题。地球的气候变化、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发导致的大规模环境破坏、新型传染病与全球疫情流行、贫富分化加剧等，被认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急剧全球化而显露出来的。科学哲学家杰罗姆·拉维茨（Jerome Ravetz）曾指出存在“可以基于科学提出问题，却尚不能基于科学做出解答的领域”，把仅凭至今的因果定律明确的单项科学，即常规科学难以解决的领域称为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领域。他还把能够应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称为 “安全、健康、环境及伦理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us ethics）”。今后，同学们将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代进入学术与科学的研究活动。我认为当大家在自己感兴趣和关注的多种学术领域走上尖端研究之路的时刻，在脑海中带着这样的时代认识也很重要。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要反复强调，个人研究的原点归根结底还是以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求知欲为动机的，因此本应是很快乐的。虽然研究的过程本身绝不轻松，不如说烦恼和辛苦可能会更多，但拼尽自己的意志和智慧去挑战每一次的课题，取得成功时的喜悦也是无以伦比的。我自己也投身于研究的世界已经有40多年了，随心尽兴地享受了研究的乐趣。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今后能在京都大学各个领域的研究生院尽情地享受日常的研究生活。并祝愿在研究生活中，将来每一个人都能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出贡献，摸索出赢得同胞市民的评价与认同的途径。以此勉励结束我的致辞。
今天，由衷祝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