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京都大学将颁发95个硕士学位、2个（专业）硕士学位、以及229个博士学位，恭喜即将获得学位的各位同学。
被授予学位的同学当中有170名留学生。迄今为止获得京都大学硕士学位的累计人数是8万5945名，（专业）硕士学位是2,177名，（专业）法务博士学位是2,519名，博士学位是4万6655名。我谨代表全体教职员工，向学位获得者表示衷心的祝贺。
同学们在始于去年的新冠病毒传染病大流行中度过了学位研究的重要时期。尽管处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也不得不大受制约的困难情况下，但同学们依然能将自己的学位研究进行到底并完成学业，最终走到了今天，对此，我在深表敬意的同时致以由衷的祝贺。从今天开始，同学们将正式成为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的学位拥有者。今后，同学们应该会继续在学术的世界里或现实社会里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学位的获得既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
话说回来，首次创设“授予学位的教育课程——研究生学制”这种教育制度的是19世纪后期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时，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仅对市民生活、也开始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完成通识教育为主的本科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为对象，作为可以进行专业性更高的学术研究的教育课程而设立的。到19世纪末，研究生制度已普及至美国各地，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最终，全美每年都会诞生大批的学位获得者。可以说，20世纪之后美国一直对全球的学术和研究起主导作用的背后就存在着确立了授予学位的研究生制度、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生都在此制度下从事着最前沿研究的事实。在日本，美国式“授予学位的教育课程”——研究生学制是随着战后《学校教育法》的制定而设立的，并于1953年在国立大学中设置了新学制的研究生院。藉此，学位将根据研究生院特定学术领域中的学识和业绩接受审查，并由大学自己负责颁发。正如曾经有句老话：“将来成为博士或大臣”，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已经有所谓的博士学位，但比较是荣誉性的称号，可以说，像现在这种基于教育课程的学位的历史没有美国长。
20世纪中期之后，在那之前主要接收名门和豪门子弟的美国的主要大学提出教育机会均等并完善了奖学金制度，开始不论出身和经济能力而是根据个人能力和实力接收学生了。最终，在这些竞争非常激烈的大学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们）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起着核心和指导性作用。或许是因为在研究生课程中接受了高度专业训练的学位拥有者处于高学历精英的顶尖位置，所以学位在美国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权力精英的必要条件。而最近，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在他的著作《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中论述了高学历者中普遍存在的过度功绩主义（Meritocracy）的弊端。他担心这些最高学历者抱持一种自己获得利益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不懈努力而不是出身和幸运的自负心，所以可能会令他们对大多数市民失去同理心并淡化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使命感。
然而，我认为桑德尔教授指出的对于“过度功绩主义（Meritocracy）”的担心未必适用于今天的日本。我反而觉得像同学们这样的学位拥有者在日本原本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或许是因为社会环境及研究生学制等高等教育形成过程的差异导致的。但是，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桑德尔教授提出的“如何才能评估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的人的真正能力”的讨论很重要。桑德尔教授在著作中说，“我们作为人类最充实的就是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贡献并因为这种贡献而受到同胞——市民好评的时候，就是被人们需要”，他称之为是“贡献的正义（Contributive justice）”。也就是说，拥有对大众市民的同理心并能用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专业学识和科学素养为公共利益做贡献才能称作“真正的功绩（merit）”。同样的，伦敦商学院的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教授在与《转变（The Sift）》的作者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共同探讨“百岁时代的人生战略”的《百岁人生（The 100-Year Life）》中阐述了下述观点。“What will separate people is not what they know, but rather what they have experienced using this knowledge.”也就是说，划分人的价值的不是他们拥有的知识，而是他们利用知识构建了什么。或许可以说，同学们的真正价值就取决于你们未来会运用在各种专业学术领域中培养出来的学识和科学素养取得怎样的功绩。
当然，我认为你们迄今为止在本校撰写学位论文的原动力是对未知的好奇心和对创造的积极性。科学和学术等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对当前的生活直接发挥用处。尤其是在本校的研究生课程中，同学们被千叮万嘱的一件事应该就是独创性吧。一直以来，人们都说“需求是发明之母”，但UCLA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却说，“新的划时代技术和有益方法的诞生都基于独创性科学，从历史上来看，‘发明才是需求之母’”。而且，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本校名誉教授汤川秀树先生在他的著作《诗与科学》中说过下面这番话。“理论物理学家在创造性活动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现藏在从某种观点看来被认为不合理的事情的底蕴中的合理性。为此，需要跳跃性地转变为新的观点。只要是从一开始就净处理合理性非常明确的对象，就会失去发挥最大创造力的机会。”以汤川先生为首的20世纪的物理学巨匠们开辟了量子力学这一新世界，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中孕育出的量子计算机正在成为可能为信息社会带来创新的技术。
不论学术领域如何，对学位拥有者所期待的资质中想必都有着共同的要求。尤为重要的是，凭借深厚的教养、正确的知识与技术、完成逻辑研究的素养来创造性地应对困难课题的态度。如今，我们正面临着气候变化与大规模灾害、传染病大流行、全球人口与粮食问题、包括相对贫困在内的各种社会差距、发达国家的少子老龄化等许许多多的人类课题。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且不确定性非常高的事态，相关决策涉及众多的利害关系，只有不论学术领域，从各个方向进行研究，才能加以解决。过去，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过，“哲学知识是无法被学到的，人们只能学习做哲学思考”。他说，“‘做哲学思考’就是‘结合当前的试行学习理性的才能’”。在严谨的学位研究中，同学们应该已经通过“做科学思考”在当前的实验和调查中锻炼了“理性的才能”。因为是如此巨大变化的时代，社会应该会需要像同学们这样一直在学习“做科学思考”的、即不断进行着理性学习的人才。即使路漫漫其修远，但若同学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创造性思维为地球环境和国际社会做贡献，则日本的学位评价应该会变得更可靠。
从现在开始，同学们将启程奔赴社会的各个地方。我再次重申，学位的获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由衷地期待同学们能在新的世界里充分发挥通过迄今为止的学习培养的能力，大展拳脚，我也愿意为此成为大家的助力，并以此作为我的贺词。
最后，再次祝贺大家。